由于同屬中國沿海“先富起來”的地區，長三角和珠三角常被相提并論。

不過，不管是長三角的學者或企業家都會說：長三角多為本土、草根企業；珠三角大部分是外資企業。

前者會想方設法抵御威脅和沖擊，后者則只會往成本較低的地方去。

趁中國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之際，本報記者前往中國民營企業發祥地??溫州，體會民企的頑強生命力，了解它們的命運如何與中國的改變息息相關。

溫州模式何以為繼

“溫州模式”同“珠江模式”和“蘇南模式”并稱為中國工業化、現代化的三大典范，成就了改革開放30年中的經濟神話。

中國人類學家家費孝通教授把珠三角主要以引進外資和發展外向型經濟為主的經濟模式，概括為“珠江模式”；把以蘇州、無錫和常州為主，通過發展鄉鎮企業和非農產業，推動農村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模式稱為“蘇南模式”；把“溫州模式”歸納為“以商帶工”“小商品，大市場”。

研究溫州人經商，費孝通說，溫州人均只有半畝地，只能到國內外找飯吃、做小買賣。

“溫州模式”一向被視為具有活力，不過，面對這次的全球金融危機，人們卻開始質疑這個模式是否已式微。這是因為，溫州人素來想掙“快錢”。自2003年開始，溫州企業很少再投資于公司擴張，而是開始到海內外炒房。2005年開始，溫州人更是投身股市和黃金市場，隨后又投入風險投資和民間借貸。

美國次貸危機誘發金融風暴，溫州人的“快錢機會”迅速消失，加上以制造小商品著稱的民企沒能發展出自主品牌與規模，在喪失勞動等成本優勢后，溫州企業難以參與國際化的經濟競爭，威脅了“溫州模式”的延續。

個案① 第一個個體戶

“這不好說的呀！”

盡管“谷歌”搜索器可列出4600個與“章華妹”相關的條目，顯示這個中國第一張“個體工商戶營業執照”持有人有一定知名度，但無論是記者要求她分享創業過程最開心、痛苦的事，或者透露公司每年的利潤，章華妹都有如考試遇上沒溫習過的試題般，顯得不知所措。

但有一點卻是個不爭的事實：30年前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小商品買賣，雖未被章華妹塑造成大生意，卻也讓49歲的她躋身溫州企業家的行列。

四年前，中央電視臺“中國十大最具經濟活力城市”的頒獎禮上，當年的個體戶章華妹連同赫赫有名的集團老總等其他四人，代表溫州接過“活力城市”的獎杯。

章華妹說：“我應該是代表了大多數普通溫州生意人的形象吧。溫州的企業都是從小到大，從個體戶、小企業做起來的。”

30多年前，章華妹家中有七個兄弟姐妹，分配工作的名額卻只有一個，排行第七的她只好在初中畢業后，硬著頭皮在住家臨街擺攤，售賣毛線針、紀念章、玩具和手表等小商品。

說她是硬著頭皮做買賣，是因為當時在國營或集體企業工作臉上才有光，擺攤做生意則是件沒出息的事，不但被親友輕視，還可被視為投機倒把行為，即售賣國家禁止或者限制自由買賣的物品，它們可能是冒牌商品、劣質或者偷工減料的。

還好，章華妹這般尷尬的日子沒過多久，就獲通知只要去領營業執照就可合法做生意了。抱著不妨一試的心理，章華妹于1979年底提出申請，一年后領到該執照。后來，執照還被證明是改革開放后第一張受批的個體工商戶營業執照，成為章華妹店鋪的“金字招牌”。

一路走來，章華妹的經商之路并不是無風無浪。雖然她先是因為售賣用來裝飾衣服的珠片而邁入“萬元戶”行列，后來轉行賣起皮鞋不但虧光了10多萬元的積蓄，還欠了幾萬元的材料錢。

“我對皮鞋不在行，所以賠了錢，但我還是認為要重新站起來創造事業。穿西裝洋服的人多了，服裝市場大了，對紐扣的需求自然也更大。”

于是，章華妹改而經營代理、代銷紐扣的生意，并在去年用50萬元成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公司，38平方公尺的小店售賣幾百種紐扣。

溫州個體戶達24萬

溫州個體戶遭遇比章華妹坎坷的大有人在，他們的命運與中國的改革開放大潮更緊密相連。溫州地少人多，人民在無法靠土地為生的情況下，紛紛走上經商之路，也就容易背負起“投機倒把”的罪名。1982、1983年，中國掀起打擊經濟犯罪風潮，溫州柳市鎮至少有八個領先于五金、電器、舊貨、螺絲等商業領域的“大王”被按上“投機倒把”“資本主義”和“擾亂市場秩序”等罪名，鋃鐺入獄。

據報道，當時中國政府對“八大王”的高調討伐，令全國民營企業噤若寒蟬，從而延緩了民企的增長勢頭。還好到了1984年鄧小平南巡后，中共中央宣布繼四個經濟特區后，14個沿海港口城市先后開放，其中包括溫州。當時中央還發布了文件，提倡農村發展商品生產，“在工作中要注意劃清界限，不可把政策允許的經濟活動同不正之風混同起來，不可把農民一般性偏離經濟政策的行為同經濟犯罪混同起來”。

“八大王”因此被平反，溫州開始走上以“小商品、大市場；小規模、大協作；小機器、大動力；小能人，大氣魄”為主要特征的“溫州模式”經濟發展之路。

到了1985年，已有80多萬溫州農民離開耕地，投入不同行業或家庭工業企業工作。目前，溫州的個體工商戶已從章華妹當年注冊成功時的100多個增加到24萬，溫州市民營企業則有14萬多家，民營企業占全市企業數量的99.5%。

個案② 鞋老大康奈集團

初到溫州的獅城客不難發現，市里一些街道與新加坡的馬里士他路(Balestier Road)非常相似，就是同一條街上銷售著同類商品如燈飾等裝修用品、五金等小物品。溫州把這種同類企業、產業集聚發展的特色，形容成一個個“塊狀經濟”，希望借此形成規模經濟，提高市場占有率。

因此，溫州目前建成“中國鞋都”“中國電器之都”和“中國汽車配件之都”等35個全國性生產基地。單單鞋子，溫州就占了中國鞋子出口總量的26%，而創辦于1980年的康奈集團就號稱當中的龍頭企業之一。

這個雇用了4000多名員工的企業集產品開發、生產和銷售為一體，在中國各地設立了2600多家專賣店，也在歐美、東南亞和澳大利亞等地開設了200多家專賣店。

如同任何一家早期的溫州工廠，康奈的前身??鴻盛??初期也是個家庭作坊，其創辦人鄭秀康為了創業不但賣了家里的縫紉機、不穿的衣物和手表等物品，還向鄰居借了500元（人民幣，約105新元）。

1985年，個體商戶可辦廠，鄭秀康趕緊注冊了工廠和商標，卻沒想到過了幾年，中小企業集聚發展造成相互模仿、隨意降價、假冒偽劣等惡性競爭現象，使制鞋業陷入困境。為重振溫州鞋業，鄭秀康赴意大利考察，被其現代化的技術和工業化的生產深深吸引，回國后投入資金改造技術，還建成了機械化生產線，使制鞋走出純粹以手工制造的傳統。

1992年，鄭秀康注冊了“康奈”的商標，此后忙于樹立品牌形象，因為他知道，只有創出國際知名品牌，才能在全球化競爭中站穩腳。隨后，康奈還涉足皮具、服裝和內衣等產業，但戰略咨詢公司卻主張這個勞工密集企業在理清下一步發展時，以制鞋為主業，避免無謂投資。

康奈集團常務副總裁周津淼受訪時說，國際金融危機雖然導致公司面臨訂單壓力，但在歐洲人對當地高檔品牌消費力普遍下降時，康奈可以相對低廉的價格搶占市場。

不過他強調，“中國制造”起步慢、歷史短，國際間尚未認可，要進入法國等國外市場，入駐著名商場的難度很高，最好的方法是開設自己的專賣店。”

周津淼說：“鞋永遠都要穿，關鍵是如何貼近市場、滿足消費者。”

-- 來源：《聯合早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