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體來看，日本對華貿易政策已經到了一個轉折點。我國政府和企業應對此予以高度警覺。”商務部研究院中貿研究部副主任金柏松近日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談到。

　　他作出此判斷的依據是以下兩則最新動態：

　　據國內媒體7月28日轉引《日本經濟新聞》報道，日本財務省計劃從2011年起調整針對發展中國家商品的貿易“普惠制”(GSP)，從目前規定每個發展中國家可利用的上限為20%降至10%~15%。由于中國是日本的第一大進口來源國，預計中國商品將首當其沖遭受最大沖擊。

　　7月19日，據駐日本使館經商處消息，日本經產省最近決定，放寬申請反傾銷調查的條件。此前，日本企業提出申請須獲得相關業界50%以上的贊成，而該比例的計算分母為贊成、反對和贊成與否不明三項的總和，門檻較高。此次，日本將按“國際規則”進行調整，分母只保留贊成和反對兩項。日經產省稱，一旦受理申請展開調查，裁定反傾銷，采取措施的幾率是70%~80%。

　　金柏松談到，從2003年以來，日本兩次讓中國進口商品“畢業”，一步步消減予以中國的普惠制待遇。他說，顯然，日本認為，中國產品的質量已大幅提高，中國經濟發展水平已經達到“發達國家”水平，應該提前“畢業”。但是，至于中國是否已經“晉級”，應該依據聯合國、世界銀行或其他權威國際機構的評判。中國政府認為，我國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依舊與東部地區有較大差距，總體經濟水平依舊大大落后于發達國家。日本調整賦予中國進口產品的普惠制待遇時應該實事求是，而貿然采取“激進”措施，忽然從“寬松”進入到“嚴格”，顯然有失公允。

　　日本調整普惠制主要出于私利

　　日本媒體報道稱，來自中國的進口商品的急劇增加是導致此次日本普惠制調整的主要原因。日本每年從中國的進口額已超過10萬億日元，遠遠超過從其他國家的進口。日本國內輿論認為，擁有較高國際競爭力的中國商品繼續享有日本市場大部分的普惠制優惠關稅額度，這不“公平”。

　　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員徐梅分析，這次調整的背景和原因的確存在以下因素：一是，一些發展中國家的產業競爭力不斷提高，面向日本的出口產品增多，對日本某些產業形成一定的競爭壓力和沖擊。其次，當前國際貿易環境中的不確定因素較多，日本經濟復蘇的形勢尚不穩固，國內失業率仍處于戰后較高水平，個人消費低迷。在這種情況下，日本希望減少進口、擴大出口來促進經濟增長。

　　金柏松認為，日本的這種自我保護措施的“理由”不可謂不充足，但他顯然沒有看清中日貿易發展變化的實際情況，沒有照顧到日本第一大出口對象??中國的利益。

　　日應該用新思維看中日貿易

　　“中日經貿關系與10年前相比不可同日而語，應該用全新眼光，有嶄新思維，日本朝野政經界人士應該認清形勢，作出正確判斷。”金柏松指出。

　　“現在日本經濟對中國經濟的依賴程度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早已超過其對美國。日本能從金融危機中復蘇，未爆發財政危機，完全仰仗中國市場的支持。”

　　他說，金融危機爆發后，歐美市場疲軟，日本把出口能量大部分甚或全部釋放到中國市場，通過“迂回貿易”戰略??在韓國、中國臺灣及中國香港設立零部件貿易基地，然后轉口到中國內地進行最后的加工組裝，部分返銷國際市場。如果把日本對上述三地市場巨額貿易順差，加上對華貿易逐年快速增長的順差，中國對日貿易逆差數額更加驚人。而按照日本官方統計，日對華貿易居然表現為逆差。

　　金柏松認為，日本應該放棄這種早已過時的出口導向貿易戰略，扭轉“封閉性市場”的印象。他說，2000年底，日本曾出臺限制進口措施，矛頭直指中國，后經雙方談判協商，問題得到解決。

　　此次日本接連出臺貿易新政策，不可否認主要針對中國。金柏松表示，希望雙方政府以積極的思維，友好協商的態度，通過加強合作來鼓勵擴大出口，而非采取單邊的短視的行動，打壓、限制對方出口。不恰當的單邊行動只會導致貿易戰的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