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尚的就是流行的，所以時尚＝流行。

　　服裝時尚于古已然。以色彩為例，不同的時代都有崇尚的色彩：夏后氏尚黑；殷人尚白；秦代周，色尚黑；漢代秦，色尚黃。流行色隨時俗而變異，社會生活也就色彩斑斕。唐代的織錦是中國紡織業進入一個高峰時期的標志。

　　到了明代，由于商業經濟的高度發展，帶動了世俗的消費觀念，服裝時尚頗成氣候。朱元璋當上皇帝不久，即著手消除元朝服飾的影響，恢復唐制，欲以漢文化來影響服飾和時尚，但這種服裝把它的實用性減弱了，特別是女性的愛美天性受到了壓制，以致民間不愿“遵旨”而去追求美的天性和崇尚奢華的風尚。

　　由此可見，民心所趨，有時政令的權威性也要大打折扣的。所以，到明成化年間，京城流行起了“馬尾裙”就是一例。馬尾裙是舶來品─從朝鮮傳入的“洋服”，當時說來很漂亮也很前衛。在流入京城后，先是為富室大戶和歌伎看中，后來普及于民間，“人人買而服之”。到了清末民初，“旗袍”幾乎成為女性的“國服”，而它原來是滿族女性的常服，旗袍量身裁衣，凹凸分明，三圍突出，曲線盡露，贏得女性的共同喜愛是可以理解的。

　　男士們在服裝上也同樣“活在時尚中”。清末民初時候，男士們在西裝褲上穿長袍；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分頭、金絲邊眼鏡、寬松打折吊帶褲；再到二十世紀六十、七十年代的香港衫、西裝；現代雅痞的個性穿著、注重名牌、休閑裝……變化不可謂不大。男士的服裝尚且如此，小姐女士們衣著之潮流變遷，自然更復雜更驚人了。

　　至此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原始社會階段先人以樹葉獸皮遮體只是為了遮羞，以保溫御寒為目的是服裝的初級階段。這階段較長，原因有二，一是國人在服裝方面主張穩定不變，反對創新，視奇裝異服為亡國的“服妖”；二是中國的傳統文化反浪費，倡節約。所以，長期以來服裝這塊領地黯然失色。

　　到了唐代，政治穩定，經濟文化相對于以前來說，高度發達了，服裝也隨之同步發展。如天寶末年的窄衣服，到貞元年間，三四十年的變化，已經是“風流蕩梳洗，時世寬裝束”。而太和二年，唐文宗又親自宣旨諸公主道：“今后每遇(應)對日，不得廣插釵、梳(琪按：釵、梳皆為頭飾)，不須著短窄衣服。”于此可見服裝又一變。

　　是不是可以這樣說：到唐中葉，國人服裝的“功能”已由原來單一的“溫度”向“風度”發展，直白地說，人們穿衣戴帽已從實用攀向一個新的臺階──美化，這個轉變經歷了長期的準備，才沖決了宗法禮教、社會輿論和民間根深蒂固的習慣勢力的羅網。可見，服裝上的革新并不是一蹴可就的。

　　縱觀歷史，改革開放以來的三十年，服裝文化得到了空前的大發展，迎來了服裝時尚一個根本性的大突破。西風東漸，觀念大變。舉目服裝市場，古典與新潮拼盤，西洋與東土嫁接；唯新是務，唯美是舉；奇裝怪服迭見，新款洋式互補；夏日街頭，女人低胸露臍，男士花衫唐裝，日月為之增光，世界為之動容。

　　一位經濟學家曾經說過：女性穿衣的目的不在保暖而在“養眼”。事實上，內地三十年來服裝時尚的變異是全覆蓋的，婦幼少、老中青的“包裝”莫不煥然一新，走到大街上去看看，幾乎沒有兩個人的服裝是一模一樣的，真是五光十色，猗歟盛哉！

　　說句大實話，如今是“欲望與火箭齊飛，精神共商品一色”的時代，只要手里有錢，三分賣相，七分扮相，男的都成潘安，女的皆是西施，“溫度”有了，“風度”也有了。但如果僅此還不夠，還得有點“氣度”的話，那必得在修養上認真下點工夫，氣質美才是硬道理。氣質是“含金量”很高的東西，有了氣質，美才談得上“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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